“劳动力地域流动”与“劳动力职业转移”是两个不同概念，不能混淆。必须引导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告别“亦工亦农”的非稳定就业状态，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，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职业选择，将职业分化转移进行到底——

　　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风雨洗礼，中国农村正由传统的“全耕社会”演进为“半耕社会”。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附着其上的社会保障、土地制度等种种因素的制约，绝大多数的务工农民在职业分化上深陷僵局，只是如“候鸟”一般频繁迁徙于城乡之间，像“浮萍”一样飘零游弋于工农边缘。职业定位上“亦工亦农”的摇摆正显现出职业分化上“非工非农”的徘徊，长此以往，不仅阻滞务工农民向城市市民、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等社会角色的分化过渡，更会对农村社会的彻底转型和城市化进程、工业化水平提升带来重重牵绊。

　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既包括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地域分流，也包含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分化。如果将地域分流看作外在表现，那么职业分化则为实质目的，二者合一方才体现一种积极的社会发展过程。也只有农民实现了彻底的身份转变、职业转移，形成了清晰的职业定位，才能真正发挥地域流动的现实意义，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。因此，决不能混淆“劳动力地域流动”与“劳动力职业转移”两个概念，必须引导目前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告别“亦工亦农”的非稳定就业状态，分别在农民非农化、农民职业化和就地兼业化的道路上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，宜农则农，宜工则工，宜商则商，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职业选择，将职业分化转移进行到底。

　　长期非稳态就业：误城误乡、误农误工

　　农民工，一个尴尬的群体，他们的前面是工人，他们的后面是农民。他们前进一步是城市是市民，他们后退一步是农村是农民。他们人人都想前进一步，但前进一步何其之难。他们被城市一张无形的大网缠绕着，进不去，走不开，欲罢不能，欲舍不忍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民工潮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，第一代农民工如今已是青春不再。他们中除极少数能在城市扎根外，绝大多数已被企业不招40岁以上农民工的潜规则或逼回农村或即使留在城里也只能在更加苦、累、脏、险的低端产业就业。这种逐步退化的非稳态就业现象如长期持续下去，将严重影响城市化、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，也十分不利于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。

　　1、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，制约自身全面发展，背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所在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培养和依靠全面发展的人，从而在实践上把提高人的素质、发挥人的作用问题融入建构和谐社会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进程之中。我国的务工农民现已达两亿之众，是二、三产业劳动力资源的主体力量。但由于其在城市中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和“无根生存”状态，使得农民工在教育、卫生、文化等多个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权利贫困，要在这样的状态下实现个人的全方位发展是很难做到的。特别在教育培训方面，就业状态飘忽不定加之城市社会各方都无意为其支付成本，务工农民的“能力再造”与“深度开发”无法实现，知识技能、文化素养难以提升，只能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、机械的、低水平的劳作，通过出卖体力和消耗青春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。据调查统计，全国3200万建筑业的农民工90%是小学以下文化，90%没经过专业技能培训。巨大的教育素质断层不仅剥夺了农民工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，而且制约了其能力、素养的全面提高，进而形成社会整体演进中的障碍与短板。

　　2、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导致资金、社会资本及自身素养难以积累，制约城市化进程。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，城市化的关键是如何把人“化”入城市。务工农民真正为城市所“化”，既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资金、社会资本等等方面的代内积累，维持城市生活，又需要在代际之间实现素养的积累，使自身与后代彻底融入城市社会。但“亦工亦农”的职业飘摇，使务工农民长期徘徊于低端劳务领域，且有一些人迷陷于城市高消费攀比之中，自身的劳动积累和资金节余极为有限。农民工一年忙到头，收不抵支的现象屡见不鲜，而他们能够通过资金积累，支付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，实现进城定居的过程则延绵无期。最新的社会学研究表明，社会资本对于民工等城市新移民的生活和职业，意义重大。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所掌握的社会关系网络，人们可以凭借社会资本获取信息、影响、信任及其他社会资源，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。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特殊国情所决定的。但在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，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际圈，仅限于少数同乡之间，从业领域难以固定，职业联系缺乏持续性，保障城市基本生存的社会资本极度匮乏。据东莞和晋江两地调查，外来务工人员基本3－4年就要全部更新一次，能连续务工五年的不足10%；同时城乡之间频繁的空间转换，不仅影响务工农民自身传统落后观念的改造，亦使得他们的子女游离于正常稳定的教育环境之外，游走于城乡二元体制之间。可以预见，继续生存于这种不良的教育环境之下，民工子女、留守儿童将极有可能囿于素质低下，延续父辈的生存状态，成为“城市边缘人二代”。这一方面阻碍城市文明进程，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社会隐患。就总体而言，职业上“亦工亦农”，生活上城乡两栖的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只是被“准城市化”、“假城市化”、实质上被“边缘化”。